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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的零碎

姚中秋(秋风)的博客

 
 
 

日志

 
 

做一个新绅商:中国商人的自救之道  

2010-01-26 19:31:43|  分类: 社会建设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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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新绅商:中国商人的自救之道

 

秋风

 

过去三十年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最大变化,是“社会”在政府之外逐渐形成,这个社会最重要的构成群体之一是商人群体。他们不仅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也推动了社会其他领域的变革。

但人们注意到,这个群体的成长一直伴随着争议,他们的公众形象不算良好。这说明,他们的身上存在问题。他们如果要改变这种形象,希望生活在一种更为健全的商业秩序中,甚至更进一步,生活在一个更为健全的社会秩序中,那他们,至少他们中一部分精英,需要成长为“绅士型商人”。

 

绅商的中国传统

 

“绅商”是中国的古老传统。

中国古代社会并不是经典的专制社会,而是存在一个广泛的、在相当程度上自治的“社会”。儒家士大夫一身兼有两个角色——进至庙堂则为官僚,退至山林则为绅士。他们有知识,其中一部分人有一定道德自觉,因而具有公共情怀,当然,这些人士也具有从事各个层面社会治理的一定技艺。他们是民众所需要的大多数公共品的供应者,起码是供应的组织者。

至于组织这些公共品供应所需之资源,多来自商人,在明清尤其如此。到明中后期,商业在中国社会上的比重日益增加,有才智的人渐渐被商业吸引了过去。由此,地位上升的商人与士人之间发生复杂的互动关系。商人普遍接受儒家观念熏陶,以儒家伦理为本发展出“商人伦理”,并承担起社会自治领导者的功能,从事诸如编写族谱、修建宗祠、书院、寺庙、道路、桥梁等活动。商人在从事这些活动时,总是会与儒生合作。两者在从事社会自治事业中所产生的交集,就构成了当时的“绅商”群体。

到晚清,由于现代工商业兴起,商人的社会地位大幅度提升,绅商群体经历了现代转型,由绅主导转向由商主导。这群人是由官场、学界进入商界,再立足商业,与学界保持联络,进入公共事务领域。这个群体的代表人物是南通张季直先生。在当时,不光是商业、教育本身基本上是自治的,绅商们甚至在中央权威涣散之时直接接管一些城市、市镇,维持市面稳定繁荣。清末立宪,也主要由这个绅商群体推动,当时形成了一个绅士宪政主义运动。

绅商群体最为活跃的这个时期,也正是中国现代工商业的黄金时代,这个时代一直持续到三十年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证明了一个基本的商业治理原理:商人的自我治理是健全商业秩序的根基,因为,自治意味着政府的强制被限制在最小限度,商业活动有较多自由。而如此健全的商业秩序也是健全社会秩序的基础。

 

腐化的诱惑

 

不过,五十年代大陆建立了全面计划体质,商人群体与社会一起被压制、消灭。从八十年代开始,权力的全面控制松动,“社会”在中国逐渐恢复。其中商人的成长是最快的。

过去三十年出现的商人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三大类:第一批商人是八十年代初的城乡个体工商户及由其发展而来的草根私人企业家,他们来自国家控制体系下的边缘人群。第二批商人是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从国家控制体系中流动出来的,包括乡镇企业家、从机关、大学下海的商人。他们与官府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随后,成长起了第三批以知识起家的商人,他们深深地介入全球化过程中。

这三类商人同时活跃在当代中国的商业舞台上。随着其规模扩张,原来由国家借助权力来安排的经济活动,逐渐由私人企业家接管,私人企业家成为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由于大量人口的生计从依赖国家转向依赖私人企业,也就是依赖私人企业家,后者对社会的其他领域也具有较大影响力。

但是,这个商人群体,与当代中国社会的其他精英群体一样,远不够成熟。如果说,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他们所面临的异议主要出于陈旧的意识形态,那九十年代后期以来,尤其是2004年以来,对他们的怀疑、批评,则主要集中于他们的财富的不正当性、他们与权力勾结后的蛮横,他们对社会责任的冷漠等等。

这种看法未必完全准确,但至少部分属实。商人群体其实反映了过去三十年形成的精英群体的整体特征: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商人是在国家控制体系松动的缝隙中发育出来的。但控制虽然松动,却仍然存在。在经济领域,私人企业始终受到法律歧视。在这种制度环境下,商人如欲进入某一领域,必须以各种形式贿买官员。商人由此获得的,并不是所有人可以普遍享有的权利,而是贿买者自己独享的特权。特权可以为企业家带来垄断利润,为了保有这种利润,商人继续向政府投资。这样,被迫或有意地与政府勾结,就成为商人的一项原罪。而这自然会毁灭商人的精神,权力与商业会同时堕落。同时,商人即便具有公益精神,也无法正常地从事公共事业。

另一方面,商人群体也成长于道德真空的时代精神气候中。二十世纪的中国主流价值是物质主义,只不过,在不同时代呈现为不同形态。对当代商人影响最大的是九十年代以来流行的主流经济学。它把“经济人”追求自身福利最大化的学理假设,当成唯一普遍的伦理准则向全社会贩卖。商人有地利之便,最系统地接受了这种物质主义伦理学的毒害。他们狂热地追求金钱,进而否认金钱之外的一切价值。他们肯定肉体,进而相信,肉体享乐就是灵魂的归宿。在这种哲学支配下,商人很容易堕落为利己主义者,当然也就不可能对消费者、对公众具有责任感,不可能付出成本甚至冒风险从事公共事业。

 

成长为绅士

 

当然,这并不是当代商人的全幅图景。

私人经济部门的出现,本身就是大量普通企业家精神自觉地产物。他们自然地延续着传统中国人刚健质朴的气质,面对不合理的制度,依据自然法主张和行使自己的权利,终于迫使政府废除了一个又一个不合理的法律、政策,确立了承认私人产权和经营自由的制度。我把他们称为“立法企业家”。今天,各个领域仍然活跃着这样的立法企业家。作为一种制度框架的市场的构建者正是他们,而不是任何其他人。

还有大量企业家,自始即有意地拒绝权力的腐化,把自己当成一个完整的人,按照中国人做人的基本规范从事经营、组织企业。在积累了财富之后,也积极地对乡里承担责任。另有一些企业家在舆论的影响、引导下,逐渐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

也就是说,在商人中已经有了一些绅士。他们就是绅商传统在当代的再生。当然,这个绅商群体的规模还很小,在商人中所占比例太低,他们的公共伦理意识也不是十分强烈而自觉,他们发挥的作用的渠道还非常狭窄,因而似乎也不足力挽整个商人群体腐败堕落之狂澜。也因此,在市场化已经在中国进行了三十年之后,仍然出现令人触目惊心的“毒奶粉”事件,到处都有商人与官府合谋对拆迁户大规模使用暴力的野蛮拆迁事件。

不过,商人群体这种极端腐烂、堕落的事件,恐怕也震惊了很多商人。他们中可能已经有更多人形成了某种自觉。过去十年,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对佛教、对儒家及其他宗教产生兴趣,他们试图在金钱之外,为自己的人生、为企业寻找另外一重意义。应《中国经营报》之邀参加一次会议,发现会上几位国内知名的管理学专家都在谈论如何把传统中国的价值、商业伦理灌注到中国企业的管理中,而据他们说,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已经具有这种价值饥渴。

这一让人惊讶的现象让我振奋,让我对中国商人的转型增强了信心。价值的饥渴乃是精神自觉的前奏。意识到金钱不再是最高的价值,商人们必然会从利己主义的牢笼中走出,关注企业之疾苦,关注同行的喜怒哀乐,关注消费者的反应,关注弱势者的苦难,也关注社会秩序的好坏。这种道德自觉也会让他们具有从事公共事务的勇气,他们由此而可能如《大学》所说,成己而又成人,成为所谓的“大人”,即“君子”。

假如商人群体中有更多这样的君子,有更多绅商,那么,中国的商业秩序就必然会逐渐改观,商人群体将会更有效地承担起自己的公共责任。这不仅可以实现商人群体和商业秩序的自我拯救,更能推动中国社会的整体秩序趋向良性。

 

中国经营报,201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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