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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的零碎

姚中秋(秋风)的博客

 
 
 

日志

 
 

相信人性,相信民主  

2010-05-10 07:13:41|  分类: 普通法宪政主义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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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人性,相信民主

 

秋风

 

在中国知识界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时刻以警惕的目光环顾全球,只要某个实行民主治理的国家出现了什么问题,他们就立刻把已经预先准备好的民主存在巨大缺陷的论点拿出来说上一通。泰国红衫军几次三番的示威引来了这样的议论;希腊最近发生的财政危机与民众示威,则引来了方绍伟先生关于“民主公地悲剧”的议论。

所谓“民主公地悲剧”的意思是说:在公有民主政体中,利益争夺的对象是公共收支和公共证策的短期支配权,从选民、候选人、到利益集团和当政者,大家关心的不是公有财产价值总量或“收入流的最大化”,而是公有财产“现有可使用量的最大化”,大家关心的是自己现在的利益,不是社会现在和将来的利益。

虽然包裹上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学术词汇,但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已经无数地底听到过这个观点背后的潜台词,只不过,现在的学者将这个潜台词普遍化了:以前的人只是说,中国人的素质不适合于民主治理;现在的学者则更为自信地断言:其实,整个人类都不适合民主。你看,在民主制度下,从政治家、到选民,大家关心都是自己的利益,短期的利益,而根本不关心社会的利益,将来的利益。只要是关心人类未来的人,都应当反对这种自我毁灭的制度。

最近参加了一个儒者讨论治理问题的会议,会上相当不分儒者也或直接或间接地谈论方绍伟所说的观点: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人,只知私欲的满足,而根本不顾公益。

但民主真的是一种人类自我毁灭的制度么?其实,听到经济学家在讨论“公地悲剧”,历史学家一定会发笑。经济学文献中的“公地悲剧”,不过是新古典经济学家不了解历史而犯下的一个知识性错误。封建制下的“公地(commons)”普遍维持几百年。如果一项制度维持了几百年还算悲剧,那人间真的就是地狱了。

经济学家之所以想象出“公地悲剧”,仅仅因为他们天真地相信自霍布斯——或者韩非——以来,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对人性的恶毒界定:人对人是狼,每个人只关心自己的私利,而根本不管他人的死活。这样的人当然时刻想着侵入公地,让公地服务于自己的私利。在这样的人面前,公地当然不可能维持一天。

历史的事实却是,公地制度维持了几百年。新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获奖研究恰恰就是研究这一问题的。根据她的研究,世界各个地方的人们都发展出了种种制度,有效地对“公地”进行治理,比如,海洋鱼类、草原牧场,乃至乡村道路等等。

这一事实证明了:人并不是霍布斯所设想的那样自私与卑劣。也许,孟子、苏格兰道德哲学家弗兰西斯·哈奇逊关于人性的看法,更为接近真相。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孟子、哈奇逊的意思是说,上天或者上帝生育万民,让他们自然地具有向善的潜在倾向和能力。由此,人天然地就是合群的动物,就是社会性动物——这也是托马斯·阿奎那的论断。民主也就因此而可能建立。

既然人皆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那人们就可以相互信赖,人民可以把自己的权利托付给自己选举出来的代表去处理。选民不可能只关心自己的私利,他们总会有仁爱的一面,他们总会有正义感,因而他们投票时,固然会考虑自己的私利,但也会考虑长远的、公共的利益。同样,他们选举的代表也会程度不等地具有这种公共精神。可以说,每个人依其天性,都程度不等地具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所说宪政或民主的“伦理”。从这个意义上,儒家发展出的德性理论正好可以作为民主制度的基础。

当然,现实中,不可能有任何一个人成为尧舜,因为人们反思、养护、扩充和发挥这一天性的能力并不可能完备的。由于人性的这一弱点,民主的制度设计也就必不可少了。既然现实中不可能有谁是尧舜,而人的能力又毕竟有所不同,那么,采取投票的方式来选举那些能力较强的人当代表,就是处理他们中间的共同事务的唯一可行办法。当然,既然无人可以是尧舜,那就必须设计出一整套制度来制约那些被选举出来的人;当然,也应当设计一套制度对选民、对民众同样加以限制,不让他们短视的激情侵害长远的利益。因此我们看到,民主并不仅仅是一套价值,它背后还有一套复杂的制度体系。

所以,民主制度有没有缺陷?当然有。制度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而人总是有缺陷的。现实中没有任何人可以是完人,因而民主制度当然不可能是完美的制度——只是,这是一句正确的废话,因为,这世间本来就没有任何制度是完美的。而丘吉尔说得对:民主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

不过,我仍然愿意对丘吉尔的话作一个补充:在人类现有各种制度中,民主享有一个绝对优势:它是唯一一种依托人性之普遍的善的取向和能力的制度。除此之外的制度,程度不等地都在利用人性之恶——比如商鞅、韩非在设计专制制度时就明确地告诉君王利用人性的贪婪和对死亡的恐惧。

而且,惟有在民主治理过程中,人性之善将有更好的机会被人们普遍地发现、反思、养护、扩充、运用,而任何非民主、反民主的制度必然会遏制、压制、扭曲人性之善——关于这一点,约翰·穆勒等先贤已有很多论述,而人们也已经见证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普遍的道德、伦理的直线堕落,这一人类文明史上空前的事实,人们当感同身受,就不用我废话了。

 

20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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