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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的零碎

姚中秋(秋风)的博客

 
 
 

日志

 
 

不负责任的腐败阶段论  

2012-05-31 11:39:52|  分类: 时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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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负责任的腐败阶段论

 

秋风

 

北京某报近日发表文章,苦口婆心劝告民众,实际上是劝告经常讨论民众关心之社会、政治议题的媒体,“要在大道理上理解中国无法在现阶段彻底压制腐败的现实性和客观性,不举国一起坠入痛苦的迷茫。”这意思是说,中国社会之所以坠入痛苦的迷茫,不是因为腐败本身,而是因为媒体没有正确地理解腐败的在现阶段的必然性,非要提出根除腐败这个无法实现的要求,结果自寻烦恼。

这已不是第一次有人要求人们理解腐败了。九十年代中期,经济学界有人提出“腐败有益改革论”。计划体制遏制市场之发育,私人企业家为实现市场准入的突破,而不得不贿买官员。很多人因此讨论企业家的“原罪”,经济学家则辩护说,从社会效果上说,企业家贿买官员实属迫不得已;至于官员,接受贿买而开放市场,总要好于官员拒绝贿买也拒绝开放市场。

乍一看,这说法有一定道理。官员确实腐败了,但毕竟在计划体制的边缘,打开了市场发育的缺口。然而仔细想来,这种腐败真的有益么?市场确实获得了一线发育的机会,但这也就决定了,市场机制从一出生就是扭曲的。

同时,这种贿买的政治损害绝不仅限于接受贿买的官员。于法、于理,官员接受贿买总是不对的,官员本来还有所忌讳。腐败有益论则让官员们理直气壮地受贿:我受贿,反而是开放的表现呢,可以推动市场发育、社会进步。不接受贿买的官员反而在阻碍社会进步。基于此,官员们放心大胆地继续保持不合理的控制、管制,反正只要我收取贿买、私下开个口子,控制、管制就不会构成市场进入的障碍。于是,贿买长期化、体制化了。当下之大面积腐败现象,就是如此形成的。这种腐败也向社会领域蔓延,医院、学校同样遭受腐败之侵蚀。

此时此刻,“腐败阶段论”应运而生。这一主张由腐败的必然性、制度反腐无用论等命题支持: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腐败必然很严重;面对腐败的必然性,“反腐败不完全是能够‘反’出来的,也不完全是能够‘改’出来的”,即便建立民主、法治等制度,也无法遏止腐败。你不应当想象自己可以对抗这种必然性。理性的态度是,耐心等待中国的“综合发展水平”达到一定阶段。那时,腐败问题就自然、至少很容易解决了。至于现在,大家就等着吧。既然如此,最明智的做法就是调整心态,不要把腐败当回事。尤其是媒体,不可渲染腐败,不可制造制度变革可以抑制腐败的幻象,从而给民众制造不必要的痛苦。

“腐败有益论”尚知道腐败不好,但用腐败可以换来制度变革,也就值了。结果是否如此,当然可以争论,但腐败有益论者还有理想主义情怀。“适度阶段论”则是高度实用的:腐败是不好,但你们就认了吧。认了,就没有烦恼了。这些年来,官员们面对滥用权力所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都会搬出“发展阶段论”。

坦率地说,近来陆续出炉的“腐败阶段论”之类的命题,实为一种奇怪的政治论说。它以“政治成熟”的姿态谈论社会稳定之重要性,其实只能用鼠目寸光来形容其混乱的理念和孱弱的逻辑。

不错,如这篇文章所说: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因为人总有弱点。但是,一切时代、一切国家、一切心智还算正常的政治家都会向国民承诺,决不姑息腐败,一定会严厉打击腐败。在中国,近些年来,从高层执政者到地方官员,也确实都不断重复这样的表态。能不能做到,能够做到哪个程度,那是另外一件事,重要的是这个表态。它表明了统治者最起码的政治责任伦理。表达这种态度的政治家、官员还明白:政府保有统治权之本在于国民的认可,《尚书·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而国民的认可既可以基于优良治理之现实,也可以基于统治者追求优良治理之希望。

政治制度总不完美,政治现实总有缺点。国民当然不能要求统治者提供天堂,但置身于不完美的现实,统治者至少要以最大的诚意向国民表明自己致力于解决问题、克服制度缺陷的态度。态度越诚恳,国民越信任,统治的正当性也就越充分。这就是古代中国开明而负责任的皇帝频下“罪己诏”的动机:我确实没有做好,但我知道我错了,我会往好的方向努力。每一个“罪己诏”都可以给王朝赢得一份国民的信赖。古今中外最杰出的立国者、治国者、最深邃的政治哲学家都会同意,这样的信赖是统治者权威的唯一真实来源。国家就是处于不同位置的人们基于相互信任而形成的命运共同体。

“腐败阶段论”却别出心裁地提供了另外一套论说:确实腐败严重,但对不起,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解决,你们就睁只眼闭只眼吧。问题是,国民已经看到了,已经切身感受到了,并深受其害,而热切地期待政府予以解决。这个时候,你用历史必然性轻巧地开脱解决这个问题的伦理与政治责任,又如何指望国民投之以希望?而打碎国民的希望,是否有利于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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